我是在“弄里头”长大的，直到16岁才走出小弄。时隔25年，小弄里的人、事仍记忆犹新。 “光明”妈 之所以叫她“光明”妈，并不因为她做事光明磊落，而是因为她有一个叫光明的小儿子，年纪与我们相仿，我们才这么敢叫的。若以大儿子或大女儿的名字叫“光荣”妈、“马丽”妈显得很不礼貌，很没有规矩。“光明”妈、“光明”妈就这么叫开了。 年轻时候的“光明”妈个子高大魁梧，皮肤白净，干活仿佛有使不完的劲。家里大大小小的七口人全归她领导。听说她是再婚嫁到这儿来的。原来的丈夫死了，留下了一子一女。她拖着他们嫁到了弄里头，又生下了两女一男，生“光明”的时候，现任丈夫已经六十岁了，他俩足足相差16岁。故待我记事起，在我眼里，她的丈夫就是一个老头了。于是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都由她操劳着、指挥着。大儿子“光荣”已经成家，大女儿“马丽”也出嫁，嫁给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。二女儿正和一个木匠谈恋爱，三女儿也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了，不过男朋友像换衬衣那样频繁。 我经常见到“光明”妈欢天喜地地迎接毛脚女婿小木匠的到来。在当时的七十年代，有技术活、吃百家饭的人是非常非常吃香的。往往小木匠还未进弄堂口，就有人大叫着“光明妈，女婿来了！”我们争相去看，看得小木匠脸红一阵白一阵。我们一直尾随着小木匠走进光明妈的堂屋里。光明妈立刻“阿桃、阿桃”亲切地叫唤，端椅子、擦桌子、倒茶、烧蛋……忙得不亦乐乎。 大女婿是同一生产小队的，家在弄堂口南面的小河边。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我天天早上看见他扛着农具，带着妻子经过弄堂去田里干活，碰见岳母轻轻喊一声，“光明”妈也压低嗓门应着，再没有第二句话了，就这样擦身而过，就如同路人一般了。 “光明”妈常常仗着自家人多势众欺侮邻居。我们就是她可以尽情发泄情绪的对象。那时候，父亲在兰州工作，直到过年的时候才回家一次。四个兄弟姐妹全由我母亲带着，最大的大姐也只有十一二岁，我和姐姐足足相差八岁，四兄妹就像大大小小的汤圆一样。母亲又当爹来又当娘，苦不堪言。好在我们是居民，每月按时领取粮票和油票，过年的时候还能用票买些油豆腐、玉米、小米、猪肉之类的东西。在物品极其匮乏的七十年代，也算是一种安慰了。然而光明妈就是看我们不顺眼。有一次，我还在睡梦中的时候，被一阵吵骂声惊醒。她把母亲一早晾晒的衣服都扔到了地上，一根竹竿也折断了，理由是母亲把竹竿搁到了她家的草蓬里。母亲与她理论，她一把扯过身材矮小的母亲，揪住她的衣衫，咬牙切齿地撕烂了。母亲气得只有不住地抹着眼泪。我们看着母亲哭，也忍不住跟着掉泪。 还有一次，我五岁，端着满满一锅子碗帮母亲去河边洗碗。正当我步履蹒跚地经过“光明”妈门口的时候，冷不防她从屋里窜了出来，狠狠一撞，我摔倒在地，石板地上发出一阵“乒乒乓乓”，碗都碎了，锅子、筷子、碗片甩得老远老远。我大声哭起来，满是愤怒的目光怔怔地盯着“光明”妈。她在我心里，就像一头狼那样可怕。 于是，我们一家人，对“光明”妈避而远之。惹不起，我们躲得起。我忿忿地想：“光明”妈一点也不光明。 如今，我们兄妹都已成家立业。每逢我去“弄里头”看父母，总能看见八十多岁的“光明”妈孤独地坐在家门口打盹。几个儿女也都当了爷爷奶奶了，极少来看望她。见弄里有人经过，她总要睁开眼，微笑着打个招呼，才让人感觉到她还有气息，她还活着。以前与我家有过的种种矛盾，她似乎也全然不记得了。她笑眯眯地呼我：“小琴来啦？”我也低声叫一声：“光明妈。” 进屋，甚是惊奇地和母亲谈起“光明”妈，母亲说，光明妈现在和邻居都能和睦相处，她现在变了。那我们也不再计较以前她都做过些什么。母亲又说，老了，老了，就善了。 是啊，老了老了，就善了 ！可惜的是，她意识到要善良为人，似乎已经太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