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向来关心我的学习；托他的福，我也没怎么丢他的脸。我们父子俩向来对于文学、历史甚是感兴趣，往来路上又一次在谈论关于“宁波开放与上海开放历史对比”这类话题，愈发激动，便语气过重，引得周围有一对男女扭头惊视，才觉尴尬。父亲是写文章的好手，无奈他到地方上来工作时写的文稿，颇为死板拘束，思想不怎么发泄出来；好在即使如此，他也完成得极好，以致于未改便通过了审查。他写文章，先冥思想上甚久，谓之“打腹稿”，之后忽然一个激灵，抓起眼镜猛贴上脸，操笔疾书，我进前去看，纸上已是龙飞凤舞，狗跳蛇爬，分不清横竖撇那，顿点斜勾。写上个三天三夜，再过来看时，初稿已成纸屑，不知是几稿的稿纸上大势已成，正楷将狂草赶下了书桌，错字也销声匿迹，就等着挑骨头呢。　　因遗传，写到文章险处我也颇为熬夜，不计较劳累。学生习作没什么拘束，写起来也有些成就之感，久而久之，攒下“名篇”多部，便拿去向父亲邀功；然而父亲看了，修改几笔，立刻就挫了我的锐气。进中学后，我开始不屑于写“作文”而写“文章”，有一次考试写一文章，被阅卷老师扣除了十分，心中不大服气，交给父亲，他老人家竟当天打印好发表在报上。于是以后我也不藏着掖着了，所作文章皆交给父亲评析。　　父亲在家中排行老五，表哥等叫他“五大”。父亲很有出息，上了大学，到浙江宁波当兵，后来定居于此，有了我们一家。老家安徽不怎么去，不免有些思乡，问其回忆家乡的什么时光，答曰读书时光。他小学、初中、高中都在家乡读完的；又一次在宁波话学习讲座上遇到了一位老者，是他的小学校长，已苍苍白发，于是两人颇为感慨。父亲颇好读书，这优点遗传给了我，我小时候在大榭岛，将岛上的儿童书店中的所有书都看完了；长大书杂起来，但终读到好的。他还收藏着两本同规格的83年版的大字典，以及九十年代出版的四大名著，还有很多很久远的书，我似乎可以把它们看作“叔伯”辈了。我其实并不对古文、古书感兴趣，在看完《三国》和《水浒》后，那些书便搁置不看了。　　近期学校在学古文，后面有几篇长的，像《小石潭记》《醉翁亭记》《满井游记》老师要求背出，怕是有人偷懒，于是乎将短信发给了家长。父亲自然也收到了，便把我召到他面前，让我被给他听，当时背的是《小石潭记》，父亲将刘子厚的大作横竖看了十多分钟，竟出口能诵，还知道什么是什么意思。父亲说，他很喜欢这篇古散文，仿佛他自己走在小石潭边上一样；我记得在大榭岛我家院子里有个小潭，父亲的想象大概是以此为模型的。父亲问我还有什么文章，我随口答道《岳阳楼记》，他老人家竟激动起来，他那时高中所学的文章，他是班上第一个能背出并理解的，当年的成就感被带到了今天。他从我手中拿过书来，大声、快速地诵读起来：“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嫡守巴陵郡……　　……浩浩荡荡，横无际涯……”　　这些诸如“嫡”“荡”字的失误使我发笑，他读了一辈子的书，竟也犯这些错误；然而他的理解之独到，在我意料之外。父亲将《岳阳楼记》和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作了比较，说《醉翁亭记》不如《岳阳楼记》：欧阳修只刻意地描写山水之美与闲适的心境，无法上升到人的高度；而范仲淹则在景物描写之外又加以升华，使全文染上了精神之光。欧阳修的收尾过于急躁，所以尾部未能写好；而范仲淹却点明中心，留下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句。反正我是吓傻了，我还没见到过如此大胆的评析古文的人，父亲算是第一个。　　父亲说岳阳楼记一定得背好，说不定哪一天我会写出同样好的文章。没有办法，有时父亲比母亲还爱唠叨，而且唠叨得过于苍白。但有些时候，不得不承认，父亲的话有些可取之处。从宣传科科长干到现在写稿的公务员，父亲依旧是废话多于实践的形象，几十年的习惯很难改掉。但终究我还是适应了，他是我博学的父亲，第一个带我看透《岳阳楼记》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