甬江在此处拐了一个温柔的弯，仿佛时光在此略微驻足。

江风里带着咸涩的海的气息，那是从镇海口传来的，千百年来一直如此。我站在和义路的旧码头上，脚下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光滑如镜。每一次潮水漫过石阶，都像一次遗忘；每一次潮退，又像一次记起。

有时候，记忆是一枚被江水反复冲刷的瓷片，棱角渐失，釉色却愈发温润。

那年我七岁，跟着外婆去江边送船。她要乘一夜的轮船去上海。汽笛声响起时，整条江都在震颤。外婆站在船舷边，灰布衫被江风吹得猎猎作响，她的身影渐渐变小，最后变成暮色里的一个逗号。我没有哭，只是看着甬江大桥的灯火一盏接一盏亮起来，像这个城市睁开了眼睛。

后来我才明白，有些告别不需要眼泪，正如江水奔流入海，并非真正的逝去，而是另一种形态的重逢。那时的甬江还很宽阔，两岸没有这么多高楼，江面上泊着许多木船，桅杆林立，缆绳在风里发出吱呀的声响，像一首没有歌词的老调。

潮水退去时，码头露出墨绿色的青苔。那些青苔年复一年地生长、枯萎、再生长，像城市皮肤上的纹路。

十五岁那年，我开始独自沿着江边骑车上学。每个清晨，江面都会升起薄雾，模糊了彼岸。我骑得飞快，仿佛要把什么甩在身后——是父亲的唠叨，是教室里沉闷的空气，还是那个镜子里陌生的自己。有一天雾特别大，我停下来看江。忽然听见“欸乃”一声，一叶扁舟破雾而来。

摇橹的是个老人，船舱里堆着藕和菱角。他看了我一眼，什么都没说，把船慢慢摇远了。那一桨一桨拨开的，不是雾，是时间的肌理。我在那一刻突然想：他摇了一辈子的橹，渡了多少人过江，可有人记得他的模样？

江水流过桥墩时打着漩儿，像在诉说什么。那些声音如果收集起来，大概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切。

那年秋天鼓楼在修缮，脚手架遮掩了飞檐。但我看见几个老匠人坐在脚手架顶端吃午饭，他们碗里的咸齑黄鱼汤冒着热气，和千年前这里的工匠吃的，也许是同样的滋味。

去年深秋，我去鼓楼看一个关于甬江的摄影展。黑白照片里，时光倒流——码头上卸货的苦力，石阶上捣衣的妇人，江边写生的学生，还有无数张被江风吹红的脸。在一幅拍摄于一九四九年的照片前，我忽然看见了曾祖父的影子。照片里，他就站在和义路码头上，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，目光望向远方。

那时甬江上还没有桥，人们往来两岸全靠渡船。照片边缘，一角飞檐若隐若现——那是还没被拆掉的旧城墙上的望江楼。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那一瞬间，我仿佛听见了那一天的江声。

江水从不保存任何东西，却见证了一切。

展览出口处，我遇见一位白发老人。他正对着一幅照片临摹，枯瘦的手稳得像他笔下的线条。他画的不是江景，而是照片角落里一个卖糖的小贩。他说：“这是我父亲。那时我五岁，每天傍晚都在码头等他回家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像怕惊醒什么。

画完最后一笔，他把画纸小心卷起，蹒跚着走出展厅。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，而墙上照片里的小贩，仍在七十年前的江风里吆喝着。

原来，我们都是散落在时光里的瓷片，被同一江水反复淘洗，直到锋芒尽去，只留下最本真的纹理。

今晨我又来到江边。朝阳初升，甬江泛起细碎的金光。三江口的水面开阔而平静，看不出昨夜曾经涨潮。我摸出那枚青花瓷片，它在晨光里泛着青幽幽的光泽，像一只小小的眼睛，凝视着这条江，也凝视着我。

江声如缕，不绝于耳。它流过和义路的青石板，流过鼓楼的飞檐翘角，流过老外滩的灯火阑珊，一直流向那片叫做“记忆”的海。而我知道，当我们不再试图打捞每一朵浪花，江声自会为我们保存一切——以它独有的方式，用水的语言。

潮又涨起来了，淹没了我脚下的石阶。这一次，我没有退后。

指导教师：谭伟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