龚老师教我们语文，从一年级一直教到现在。

我一直不太喜欢语文，觉得它枯燥、死板，没有趣味。有一次习作课，题目是《我的同桌》。我咬着笔杆，脑袋里像塞了一团乱麻，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周围的同学都在沙沙地写，只有我的本子还是一片空白。

“写不出来？”龚老师走过来，弯下腰，声音轻轻的。

我点点头，脸有些发烫。

她没说什么大道理，只是指着窗外：“你同桌今天穿的什么颜色衣服？”

“蓝色。”

“她喜欢说话吗？”

“喜欢，上课也偷偷跟我说。”

“那不就得了。”她笑了，眼睛弯成月牙，“你就写‘我的同桌有一件蓝色的衣服，她特别喜欢说话，上课也偷偷跟我说’，写下来试试。”

我愣了愣，真的写了。第一句，第二句，越写越多。下课的时候，我居然写了半页多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，作文好像没那么可怕。

后来每次写作文，我都会想起她那个弯下腰的姿势。她总是这样，不讲大道理，就带着你从最普通的地方看起。春天，她让我们看窗外的香樟树怎么冒新芽；夏天，她指着走廊里的光影说“像不像碎银子”；秋天，她捡起一片落叶夹在书里，说“这是秋天写给冬天的信”……慢慢地，我发现自己走路时会抬头看云了，会注意早餐摊阿姨哈着白气舀豆浆了，会盯着墙角那棵野草看好久。这些以前从来没注意过的东西，忽然都变得有意思起来。

四年级那个秋天，我语文考砸了。其实也不算太砸，只是阅读理解扣了好多分。放学后我趴在桌上不肯走，假装整理书包。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少，最后只剩我一个。

“小馨，怎么还不回家？”龚老师的声音在门口响起。

我低着头，没吭声。

她走过来，在我旁边坐下。我以为她要问成绩，心里更慌了。可她什么也没问，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颗大白兔奶糖，放在我手心里。

“吃颗糖，甜一甜。”

然后她拿过我的卷子，一题一题给我讲。讲到那道我最怕的阅读理解，我听得云里雾里，她就翻到前面的课文，指着类似的句子，一遍一遍地比给我看。

“你看，作者写‘雨打在芭蕉叶上’，为什么要用‘打’不用‘落’？”

“因为……雨大？”

“对啊，你这不是懂嘛。就是做题的时候想太多了，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。”

那天傍晚，她一直陪我到五点多。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教学楼的灯一盏盏亮起来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她办公室的灯还亮着，橘黄色的，暖暖的。那束光穿过走廊，一直照到我站的地方。

五年级上学期，有一次我作文又卡住了。这次题目是《一个难忘的人》，我想写她，可写了撕，撕了写，怎么都不满意。放学后我去办公室找她，她正在批改我们的周记。

“老师，我写不出来。”

她抬头看我，还是那种弯弯的笑眼：“写谁呢？”

“写您。”
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出声来：“傻孩子，写我干什么，我又没什么好写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我不知道怎么说了。

她放下红笔，想了想：“你记得三年级第一次写作文吗？你写你同桌爱说话。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那时候你咬着笔杆的样子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你现在还会咬着笔杆发呆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你看，这就是可以写的呀。”她的眼睛又弯起来，“写你自己，写你怎么从一个咬着笔杆写不出话的小孩，变成现在能写一整页作文的小孩。写这些变化里，你看见的、想到的东西。”

我没完全懂，可回去写了。写着写着，我忽然有点明白了——她教我的那些，早就不是作文技巧了——是看云的习惯，是注意早餐摊阿姨的细心，是考砸了也不那么害怕的胆子。这些东西，已经长在我身上了。

上周五放学，我又经过她办公室。灯还亮着，她还在批作业。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没进去。天快黑了，那盏灯显得特别亮。

我忽然想，灯塔大概就是这样的吧。不一定在海边，不一定很高很亮。它就在那里，每天亮着。你路过的时候看一眼，知道它在，心里就踏实了。

指导教师：龚诗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