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二十八凌晨，天还没亮，我被院子里“嗨呦嗨呦”的号子声吵醒。推开窗，冷气扑面而来，却看见外公正挽着袖子，和一个邻居大叔抬着一个大石臼往院子里走。石臼很沉，两人的肩膀都压得倾斜了，嘴里呼出的白气在昏黄的灯光下飘散。

“快下来看捣麻糍！”外公朝我喊。

我穿上羽绒服飞奔下楼。院子里已经热闹起来，妈妈在灶台前烧火，大铁锅里蒸着糯米，白茫茫的蒸汽像云朵一样往上涌。爸爸搬出两张长凳，架上门板，撒上一层金黄的松花粉。整个院子都弥漫着松花的清香和糯米的甜味。

糯米蒸好了，爸爸把热气腾腾的糯米倒进石臼。外公接过两根巨大的木杵，杵头比我的脑袋还大。他把一根递给邻居大叔，两人围着石臼站好。

“来，开始！”

外公抡起木杵，重重捣下去，大叔紧跟着也捣一下。一左一右，一上一下，木杵落在糯米上，发出“嘭嘭”的闷响。捣几下，外婆就飞快地伸进手去，把粘在一起的糯米翻个身。滚烫的糯米黏在手上，她只是甩一甩，继续翻。

我看得心惊：“外婆，不烫吗？”

“烫啊，可翻了才捣得匀。”她笑着，手却没停。

渐渐地，号子声越来越整齐。“嗨——呦！嗨——呦！”外公和大叔的节奏配合得天衣无缝，木杵起落之间，糯米越来越黏，越来越软，像一块巨大的白玉。汗水从他们脸上淌下来，砸在地上，可两人的眼睛都亮亮的，嘴角都带着笑。

“四十年前，”外公喘着气说，“我和你太爷爷就这样捣麻糍。那时候全村只有一口石臼，家家户户排队等着。轮到我们家常常是后半夜，可没人觉得苦。捣完麻糍，天就亮了，年就到了。”

麻糍捣好了，几个人合力把它抬上门板。外婆用擀面杖把它擀平，再用刀切成整整齐齐的方块。我迫不及待地抓起一块边角料塞进嘴里。滚烫的麻糍在嘴里翻滚，软糯香甜，带着松花粉特有的清香，烫得我直吸气，却舍不得吐出来。

外公切下一块，让我送给隔壁的李奶奶。又切一块，让我送给村口的张爷爷。一块一块，刚切好的麻糍被分送到左邻右舍。我跑进跑出，手里的麻糍热乎乎的，心里也热乎乎的。

送完最后一家，我回到院子里。外公正坐在门槛上，手里捧着一块麻糍慢慢嚼着。阳光照在他身上，他眯着眼，像在回味什么。

“外公，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多留点？”

他看着我，笑了笑：“傻孩子，捣麻糍的味，不在吃，在捣。你听那号子声，你看那热气，你闻那松花香，你再去敲敲别人家的门——这才是年味。”

我站在院子里，看着石臼里残留的糯米痕迹，看着门板上金黄的松花粉，看着外公满足的笑容。忽然间我懂了——年味从来不是买来的，它藏在外公抡起的木杵里，藏在外婆滚烫的翻手里，藏在那一块块送出去的热麻糍里。它是用汗水捣出来的，用号子喊出来的，用整条巷子的笑声串起来的。

就像外公说的：“只要还有人愿意抡起木杵，年味就还在。”

指导教师：商月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