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当走进老屋时，就看见堂里放着一只破旧的红药箱。    那是20多年前父亲曾用过的一只兽医药箱，它跟着父亲40多年。每当我看到这只红药箱，就会想起许多往事。    父亲生活在海岛上，听母亲说，他年轻时十分灵气，学什么就会什么，做什么就像什么。人家取别号“百内”（行家）。他会当木匠、当泥水匠、画画、会计、会用中草药……后来竟然当上“医生”。所谓的“医生”最主要的就是“畜牧员”（防疫员）了。    五十年代初，岛上原有两个自然村，那时家家养性口：猪、牛、羊……农户靠这些畜牧来改变生活状况，甚至有些家里全指望畜牧收入维持生活。每当农户家里的牲口有病了，就请父亲去就医。那时虽然每天有工分的，但是工作最辛苦，大家也不把你当成一回事。后来自从分田到户起，给人家牲口看病就没有工分了。但村民照样叫父亲去治病。大多是白天，人家一来叫，父亲即便有最忙的活也放下了，背起红药箱就匆匆去看病。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，途中必须翻山越岭，时间就要一个小时之久，多时得跑上四趟。有时，父亲看好病刚回到家，不过一会儿就又有人来叫看病；有时是在夏日，天气炎热，山气又闷，那就可想而知的了；有时晚上来叫看病，父亲拿上一盏手电筒，背上红药箱就出发了。父亲在看病路上经常会遇到天气骤变，回家的半路上遇到雨，身体常被雨淋湿透了，后来的身体虚弱也有这个因素造成的吧。没有工分，又没有钱赚，人辛苦不算，旷工也不算，一身臭气熏倒人。自己家里吃口人多，劳力又少，自家活来不及做，全靠母亲和大哥、大姐干。母亲因此极力反对父亲就医，常常因此而争吵不休，我们兄弟姐妹都站在母亲一边，父亲常常低下头，沉默无言。    父亲50多岁身体得病，55岁后愈加严重。或许接触性口太多了吧？或许差烟抽得太多了吧？或许冷雨淋得太多了吧？无从知晓。一想到1991年年底，那天气冷得让我记忆深刻。父亲的病已经十分严重，母亲同弟弟商量：“你父亲病重，看样子熬不过年底，是不是叫个医生看看？过年快到了，该怎么办好？”弟弟叫来一位“医生”，看后挂上盐水。这个“医生”说：“好是这枚针，坏也是这枚针了。”弟弟不明白其意。等母亲得知后，连忙叫医生拔掉吊针，他给父亲用的不知是什么药水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这时，父亲已说不出话，他没有责怪任何一个人，也没有追究医疗责任事故，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。父亲去世的那一年是农历12月24日，终年60岁。   回想起起父亲，我的确很内疚：那时父亲想吃鲜荔枝，可没有给他买，怕他吃了更加咳嗽；1986年5月的某一天，父亲去一家小镇医院诊治，大约需要60元钱，那时他身边钱不够，就没有买药治病，空手回家。他也没有向我提起钱，我那时怎么没想到拿钱给父亲，真是无孝心。或许一药治好病，后悔晚矣；年底该放假了，可我还在外地，没有回家，也不顾问父亲的病情，甚至没见父亲最后一面，只管自己过着好生活，我该被同村人痛骂，我无话可说。回想父亲，他真是是一位诚实、善良、敦厚、爱心之人，他活得很累，但没有一句怨言。他一生做过许多善事：无偿救过许多动物，无偿医治过人，甚至救过人，帮人砌墙、粉墙……全村上下都受到过我父亲的帮助。如今，父亲离我很远很远，只留下一只红红的药箱。    我写下此文，权作向父亲忏悔吧。愿海岛上的海风捎去我对他深深的怀恋与祝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