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逝去的年华

五乡中心小学 陈榴芳

2017-06-01

    最近看电视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,颜色单调的服装,随处可见的标语……那些画面似曾相识,有一集内容是恢复高考第一年,阅卷组的老师拿着考生们千篇一律口号式的作文犯了难,不知道怎样确定评分标准。这让我想起自己的学生年代。    我是60年代末上的小学。一年级第一课“毛主席万岁”,第二课“共产党万岁”,我当时很天真,暗自担心,要是毛主席去世了,那以后第一课内容怎么办?但我不敢说,因为亲眼看到一个高年级同学大逆不道说了伟人的坏话,全校批斗后罚跪在庙里佛龛上认罪。这一幕在我小小的心里烙印很深,从此便相信毛主席是万寿无疆的。    在“毒草”蔓延的年代,书几乎是绝迹的,但被我们称作小书的连环画却有得看。每天午间或活动课,班干部会领来一些诸如棋子、皮球、之类的活动器具,另外还有一摞连环画。我对那些小书情有独钟,书一领来,拿起就看,总觉得那午休时间特别短。书大多是样板戏,看得最多的是《红灯记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以及高尔基的《童年》、《在人间》,尽管翻来看去只有那么几本,但比乏味的课本要有趣很多。这应该是我小学阶段唯一受到的文学熏陶。    年级升高了,课文中出现了许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容,如《半夜鸡叫》、大地主刘文彩偷辣椒,还有红小兵警惕性高,抓了扮成货郎的特务等等。那些课文使我们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,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,我们拿着自做的红缨枪去村口放哨,曾抓着一个卖糖老头百般盘问,硬说他是美蒋特务……列宁曾说“书是巨大的力量”,可见这些课文在我们小小的心灵也种下莫名其妙的种子。    后来干脆连课本也没了,印刷厂的工人都抓革命,不促生产了。课本往往在学期快结束时才到,开学时发下的是那种补充教材之类的白皮书。要读要背的大多是毛主席语录,也叫《最高指示》。其中老三篇大家都要背。记得我家门前两块板壁上也用油漆写着“毫不利己,专门利人……”    学校还经常请贫下中农来做忆苦思甜报告,一讲就是半天,那些苦大仇深的老农斗大的字不识一筐,演讲水平可想而知,坐在硬板凳上听词不达意哼哼叽叽的报告简直是受罪。有时报告重大,几个小学的学生集合在一起,那就在大会堂席地而坐,虽然如坐针毡,但谁也不敢乱说乱动,老师像巡逻兵似的不停的巡视。平时既没有作文要求,也没作文训练,而每每报告结束,就要写作文,无非是新旧社会两重天,生在新社会,长在红旗下……写没亲身经历的事难于上青天,好在作文是让我们回家写,只好苦苦地等父亲回来讨救兵,等他吃完饭,忙完事就告诉我旧社会的事:卖柴去换米,什么“冲担两头尖,拔出现铜钿”,“脚娘肚当米缸”等。末尾总是“不忘阶级苦,牢记血泪仇,决心做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接班人”。    随着“批林批孔”、“反击右侧翻案风”运动的开展,学校经常要开批判会,每班要派代表上台宣读批判材料。说起来很可笑,认识孔子这位大教育家,竟然带着“口诛笔伐”的态度,而且整天喊着“打倒孔老二,砸烂孔家店”的口号,可怜的我哪里知道 “克己复礼”、“学而优则仕”、“摧枯拉朽”是什么意思。那时父亲常会带一些批判资料和报纸回家。还真要感谢那些“反面教材”,在那里我读到孔子的一些故事,还有韩非子等一些古人……这应该是我最早启迪智慧的精神食粮。    那时的报纸上有很多大篇幅的批判文章,我这里抄一段,那里抄几句,经过东拼西凑,再根据自己当时的觉悟发挥一下,能写上洋洋洒洒一大篇,而且我像一个高级的裁缝,能将抄袭的内容衔接得天衣无缝,因此很受老师青睐,常作为代表上台去“照本宣科”。这差使虽然很受同学羡慕,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读文章,我总是胆怯,声音当然如同蚊子一般。    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每星期还有一个下午劳动课,那是动真格的哦。学校有试验田,每班好几畦,土豆、番薯、青菜萝卜,什么都种。此外还要割草积肥,上山砍竹子,捡橡果,下田捡稻穗,搞勤工俭学。小小的手上磨出了茧,大家还以此为荣呢。    每当一个运动开始,为了造声势,喊口号是少不了的。所有年级的学生根据村落组成晚呼队,在人们收工回家时走街穿巷去喊口号,队长拿着一张纸,走在前面,他喊一句,我们跟着喊一句。口号的内容记不得了,大概是“……万岁!打倒……!”每次一喊就十天半月,队长还要点名,第二天向老师反馈。    在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年代,因为懵懂无知,我们非常崇拜两个英雄——反潮流的黄帅和交白卷的张铁生,到头来却将自己荒废了,初中毕业,不知道唐诗宋词,不认识李白杜甫……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,在漫天盖地的口号中,我的学生时代就这样消逝了。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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